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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张永久将出版，中文版和全球同步发行

原标题：石黑一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将出版，中文版和全球同步发行

《克拉拉与太阳》是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包括中文版在内，《克拉拉与太阳》将于3月全球同步发行。简体中文版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对石黑一雄来说，2017年的10月5日是个大日子。经过几个礼拜的讨论，他妻子洛娜打算出门换个新造型。她和石黑一雄在伦敦的戈德斯格林住了许多年，这天，她正坐在附近一家名叫汉普斯特德的沙龙里，一条新的讯息突然在屏幕上一闪而过。

“不好意思，我必须得暂停一下。”她对理发师说，“我丈夫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得过去帮帮他。”

回到家中，石黑一雄还在吃早餐，他的经纪人打来向他通知了消息：“这与布克奖相反，先是有一个入围名单，然后是一个入围名单，就像一阵接一阵的雷声响个不停，但并不让人激动，直到诺贝尔的获奖名单正式公布，那时，就像蓝天中霹雳划过一道闪电——哇！”

名单公布不到半小时，他的家门外就挤满。他给母亲静子打。 “我告诉她，我获得了诺贝尔奖，奇怪的是，她似乎并不感到惊讶。”他回忆藁城道。“她说：我觉得你早晚会得的。”石黑一雄的母亲在两年前去世，享年92岁。在他的最新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中，部分内容与母亲有关，这本新书也是献给她的。在他看来，“我的母亲与我成为作家有很大关系。”

石黑一雄 人民视觉资料图

最近，他和《卫报》在zoom上展开了对话，他呆在备用卧室里，女儿内奥米的大学本科书籍散落在书架上。他介绍说，他的房间很小，只能放两张桌子，一张用来放电脑，另一张是写字台。对于采访，他幽默地提到约翰·勒·卡雷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将采访过程与审讯相提并论。面对质疑，他怀着轻松的态度，也非常细致地用几个小时来谈论他的小说。

小说要探讨的是，技术的革新意味着什么

在文学界的定义里，石黑一雄算得上是年少成名。1983年，在他27岁时，他就登上格兰塔首届英国最佳小说家名单，还是最年轻的一位（与马丁·阿米斯，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等人一起出现），后来他又获得了布克奖。在他看来，作家的年龄很重要，许多伟大的小说都是由20多岁和30多岁的作家创作的。他的女儿内奥米在28岁时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如连接部件的拔脱《共同地面》，这令石黑一雄大为高兴。每当人们问他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时，他总是回答：“作家们在60多岁的时候得奖，靠的却是30多岁写出的作品。”

在他的小说中，偏爱封闭的环境，比如村庄、寄宿学校等，他笔下的人物角色常常处于某种形式的自我封锁，他对日常细节的关注和几乎夸张的扁平风格，抵消了梦幻般的情节和被压抑的安琥情绪强度。

小说《克拉拉与太阳》

《克拉拉与太阳》发生在未来的美国，主角是人工智能克拉拉和她的拥有者乔西。在石黑一雄的设想中，到那个时候，机器人已经和吸尘器一样普遍，基因成为常态，而生物技术的进步已接近重塑独特的人类。在他眼中，这不是一种奇怪的幻想，人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今天已经存在的可能性，“亚马逊推荐”仅仅是个开始。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也许可以开始重建某人的性格，以便让他们死后继续工作，弄清楚他们下一步要在上订购什么，早饭会吃什么，或是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为了写这本书，他刻意没有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我这样的机器》或珍妮特·温特森的《弗兰西斯斯坦》，这些书也提到人工智能，但是角度却截然不同。在石黑一雄眼中，克拉拉就像一个机器人看护，但她也是一个潜在真实存在，当乔西生病时，克拉拉会被安排取代她。在新书中，石黑一雄试图发问：在一个人类不再独特的时代，那些独属于人类的情感会发生什么变化？人类的灵魂又是否真实存在？

这本书重新审视了他在2005年出版的小说《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背后的想法，《莫失莫忘》讲述了三个克隆人少年的友谊，他们只能活到30岁，到那时候身上所有的器官都会被摘除，用于手术移植。这两本小说都提出了用真爱推迟或击败死亡的可能性，他的另一本小说《被掩埋的巨人》中也明确体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即便人们不相信来世，不相信灵魂，不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也应该明白，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体现，这些幻想或许会让我们不那么精明，但是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力量。

对于内容的雷同性，他丝毫不感到抱歉，他甚至引用电影导演对“连续性”的观点（他是一个忠实电影粉丝），并且表示他的前三本书本质都是对之前的重合与复述。他说：“小说家们总是不太喜欢重复自己，但我认为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可以不断地尝试，直到距离自己想说的越来越近为止。”他喜欢通过改变地理位置和体裁来展现出新意，他喜欢在不同体裁中跳跃：比如《我辈孤雏》是一本侦探小说，《莫失莫忘》是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而《被掩埋的巨人》是幻想小说。《克拉拉和太阳》则是一种全新的“童话故事”，但依旧是石黑一雄的固有风格。

女儿说：给孩子们讲这些故事会让他们受伤

《克拉拉和太阳》的原型取自他在女儿小时候为她编造的一个故事，他本来打算依靠这本书打进儿童图书市场。“我有一个很棒的灵感，很适合改编成插画故事，所以我就去问内奥米她的想法，而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你不可能给孩子们讲这样的故事，他们会受伤的。最后，他还是决定为成年人写这本书。

他的妻子一直是他的第一读者，如今，女儿内奥米成了他的。“当一个作家成名后，往往就不想碰他的书了，因为他们会担心他可能随时会投奔自己的竞争对手，所以我现在非常感谢家人为我所做的一切。”对他而言，与诺奖有关的一切，宛如发生在另一个世界：“当我坐在书房里，绞尽脑汁地思考将来要写点什么的时候，诺奖给不了我任何帮助，我需要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完成自己的作品。”

每本书的写作他大概都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先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思考，然后再是快速地写出初稿，石黑一雄经常把这一过程比作剑术：“你们静默地看着彼此，草叶在身下浮动，天空中酝酿着紧张的气息，你的大脑飞速运转，之后，就在刹那间它发生了，刀剑在空气中划出呼呼的响声，你们中的一个被击中，怦然落地。”他解释道，在屏幕上挥舞着一把假想的剑。 “你必须完全正确地思考，然后当你拔出那把剑时，你就做到了。”

石黑一雄的母亲在讲故事上很有天赋，她经常在饭桌边讲些战争故事，也会表演莎士比亚的剧中段落。在石黑一雄16岁时，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尽管有些破破烂烂的，但母亲告诉石黑要好好读这本书，于是他从一开始就被深深吸引，直到今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母亲向他介绍了许多经典著作：“她成功说服了一个对读书不感兴趣，只想听音乐专辑的男孩，他找到了这些书中重要的东西，并从中获得了人生的启迪。”

1959年，石黑一雄五岁时，一家人从日本搬到吉尔福德。他的父亲是一名海洋学家，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为期两年的研究合同。在石黑一雄心中，父亲的性格中既有科学家的天才，也有孩童般的幼稚和无知，这也成为克拉拉的原型。父亲退休后，他所发明的预测海浪波动的机器在花园底部的棚子里呆了很多年，直到2016年，伦敦科学博物馆提出，要把它收藏到新建成的数学画廊中，向大众展示。后来，女儿内奥米也成为了作家，这对石黑一雄来说是一个光荣的时刻。

他的父母在他16岁时为他买了第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但他却一直想在20岁时成为摇滚明星。他特别想成为歌手，像他的偶像鲍勃·迪伦一样，在卧室里写100多首歌曲。如今，他仍然与美国爵士歌手史黛西·肯特合作创作歌词，还拥有至少九把吉他。迪伦在前一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石黑很高兴。他说：“迪伦得奖是当之无愧的” “我认为像迪伦和伦纳德·科恩和琼尼·米切尔这样的人，既是文学艺术家又是表演艺术家，而且我很高兴诺贝尔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说《我的20世纪之夜，以及其他小突破》结尾中，呼吁要加强文学的多元性，不要把不同的艺术形式完全分裂。”他希望文学不要固守在原有剥离强度试验机的正确操作步骤的圈层内部，而是要接纳和包容来自不同领域、民族、环境的作者。“我们必须拓展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界，囊括更多的声音，第一世界文化精英的舒适区以外的声音。我们必须更加勉力地搜寻，从迄今为止尚不为人所知的文学文化中发现宝石，不论那些作家是生活在遥远的国度还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社群中。其次：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不要将‘何谓优秀文学’定义得过于狭隘或保守。下一代人定会用各式各样崭新的，有时甚至令人晕头转向的方法来漳平讲述重大的、绝妙的故事。”他提到。

对于接踵而来的采访要求，石黑一雄经常表示礼貌地拒绝，他形容自己是“一个精疲力尽的作家”。他女儿曾经就他在气候问题上的不作为表示不满，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总是对她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能源问题，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花了很多时间来担心战后局势，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斗争，我们太累了，无法承担这么多。”

在《克拉拉与太阳》中，他开始担心未来，不仅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后果，更多的是有据美国铝业公司称关人工智能、基因和大数据，以及这些新科技对公平和民主产生的影响。“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正在改变它们的模式。”他说，“我对未来我们是否能控制这些技术感到担忧。”

但他希望读者会觉得这本书“让人感到既乐观，又开朗”。就像莱昂纳德·科恩所说的那样：“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即便身处艰难的世界，你依然能寻找到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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